符国群：创新“社区公共设施”投资机制促进消费升级

推动消费稳定增长，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被视为2019年中国经济的一项重点任务。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此前联合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消费也作出了着眼长远的政策安排。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会长符国群分析，消费是一个慢变量，不容易在短期内通过“刺激”来拉动。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创新“社区公共设施”投资机制是促进消费升级的有效途径。他以北京为例进行了研究和测算，同样1000亿如果投入到社区基础设施，保守估计新增的消费将是地铁投资新增消费的2倍以上。如果政府在社区基础设施方面做一定比例的“公益”或“公共”投资，不仅可以撬动更大规模的民间投资，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善社区居民的消费环境并拉动消费。

以下为详细观点：

消费为何难以在短期内得以“刺激”？原因是，决定消费的三大要素即人口、购买力和购买欲望都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大的变动。目前，对于北京而言，要使消费规模和消费品质同时拉升，也就是实现消费升级，比较有效的办法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二是优化投资结构，通过供给侧的吸引带动消费。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去年年底，故宫推出了一款口红，供不应求。这款口红定价199元人民币，只生产了90万支，带来的销售收入接近2亿元。故宫目前一年的门票收入是7-8亿元，但其文创收入是门票收入的2倍以上。故宫博物院的例子告诉我们，消费升级，根本出路是从供给侧发力。

从供给侧发力，自然就落脚到了投资上。最近几年，北京每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8000亿到9000亿之间，要在投资增量上做文章空间不大。出路在哪？我个人认为，出路是优化投资结构。教育、养老、科技创新、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无疑都需要加大投入。但在投资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则需要在长期与短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公平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从促进消费升级的角度，我个人认为，加大社区基础设施或社区公共设施投资力度，应当作为未来3-5年之内的优先选项。根本的原因，不仅是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改善社区基础设施能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和满意感，而且社区基础设施投资能带来比其他投资更好的“现金流”，从而能带动民间投资，使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兼顾，确保投资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以建设100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为例，投资大概是1000亿左右，这笔投资如果能带来每天100万人次的新增客流量，那一年产生的直接消费约20亿左右；如果能带来150万人的新增客流量，一年产生的直接消费约为30亿。同样1000亿如果投入到社区基础设施，保守估计新增的消费将是地铁投资新增消费的2倍以上。在目前的投资体制下，城市轨道交通投资肯定是不盈利，而且每年要给予补贴。但如果把同样的投资投到社区基础设施，则有可能产生微利。因此，如果政府在社区基础设施方面做一定比例的“公益”或“公共”投资，不仅可以撬动更大规模的民间投资，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善社区居民的消费环境并拉动消费。

“社区基础设施”或“社区公共设施”实际上就是围绕社区居民在教育、养老、医疗、家政、购物、健身、休闲娱乐等方面接受“就近服务”所需要的场地、设施和设备。北京目前有近3000个居民小区或社区，“社区基础设施”短缺、不配套、老化，成为制约居民消费升级的关键因素。

对关系居民生活如此重要且具有投资效益的“社区基础设施”，为何政府和企业并没有倾注应有的热情，从而导致其成为制约消费的短板？最根本的原因，是社区基础设施既有商业性的一面，又有公共性的一面，目前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并没有真正把“社区基础设施”真正纳入“准公共产品”的范畴。

具体而言，“社区基础设施”之所以不足，我个人认为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社区基础设施的“公共性”没有得到彰显，其“私有性”被过分强化，由此导致本应具有公共性的设施被当做“私有产品”来运营和获利。典型的是一些社区地下空间被出租；一些社区地下停车库收费过高，导致地面道路被占用，很多地下车库反而空置；还有，一些本应用来服务于本社区居民的商业设施被诸如洗脚城、高档烟酒销售等高盈利项目占用。第二，在现行体制下，一方面社区居民作为需求方的“主体性”在社区基础设施的使用、改造、重新规划过程中得不到应有体现，另一方面高质量和有经验的“供给单位”难以进入社区和参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第三，政府有关商业和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配置，没有以“社区”为基本单位进行分配，而是被众多政府部门以“项目”形式直接配置给相关企业，导致配置效率低下。第四，一些老旧社区在规划上先天不足，且“改造资金”不到位或“改造障碍”大。以帮助老旧社区安装电梯为例，这本是北京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既方便居民生活，又具有长期社会和经济效益，但去年全年整个北京市仅安装了300多部电梯。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议北京制定“社区基础设施标准”，通过标准的制定来引导社区投资和社区经济的发展。

二、启动“北京市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通过市、区两级政府联合发债方式（各自承担50%），筹集1000亿左右“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基金”，撬动2000亿左右民间资本，全面改造、提升北京社区基础设施。同时，成立北京市居民小区基础设施投资公司，作为推动此项工程的投资运营平台。

三、以“社区”为单位分配政府资源，在每一个社区建立“社区发展基金”，用于本社区商业与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推动建立“强化党的领导、体现社区居民主体性和政府服务性”的新型社区综合治理体系。

四、明确社区基础设施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在“用途管制”、“社区居民参与”的原则下采用特许经营方式，引进经营与服务主体。

五、将目前分散在各政府部门、服务于社区居民的相关“政府项目与资源”，如老旧社区改造、商业设施发展、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社区养老驿站、社区十五分钟生活圈工程、智慧社区建设等等，全部纳入到“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将这些项目资金统一归口使用，或用于补充“社区基金”，或用于支付发债利息。

六、制定专门办法，规定新建小区只有在各种规划的配套设施齐全的条件下，才准许办理入住手续，防止新建小区“公共设施”欠账。

七、借鉴香港经验，在人流密集的地铁口规划和修建大型商业设施，作为“社区基础设施”的延伸。

八、引进有实力、有经验的民营或股份制企业参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

最后，鉴于目前北京市居民区夜间停车缺口大，一些居民区地下停车场收费较高，导致一些地区马路或小区内部道路停车成为常态的现状，建议北京市出台专门管理办法，在社区基层组织的协调下，多方面想办法解决社区停车混乱的问题。一是在有条件的小区新建立体停车场，增加车位供应数量。二是明确小区地下停车库和小区内部停车位的“公共”属性，规范小区地下停车场“管理收费”标准，使过高和不合理收费能降下来。三是利用居民区附近夜间闲置的“单位停车场”，实行“错时停车”。四是在不影响夜间车辆行驶的前提下，在车位供需矛盾特别突出的小区，划定若干“夜间停车位”，实施电子停车收费，收费标准参照小区车位相近标准收取。在夜间之外的时段则不准停车，或按小时加倍收费。因为占用了公共道路，为补偿起见，收费统一进入市（区）财政。五是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在银行、学校、市政场所周边，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划定少量“临时停车位”，允许停车15分钟或30分钟，超时则视为违反交通规则，课以严重处罚。六是严格执法，对随意和违章停车加大处罚力度，使“违法和违规者”望而却步。如此，一方面可以带动相关设施建设、提升停车服务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抑制小汽车的增长和减少中心城区小车驶入数量。

符国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营销科学学报》前主编、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会长。先后获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英国Aston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品牌管理、家庭购买决策、消费者行为、原产国形象、公司战略与营销绩效。著有《消费者行为学》《商标资产研究》《商标管理》等多部著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部委以上科研项目10余项，企业委托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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